朱英在《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5期撰文指出，沪商文化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的商业文化，与明清时期出现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有极大的不同，其显著的特点有：多元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完全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定位序列，使商从四民之末跃居四民之首；竞争与创新意识较为突出；具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冯永亮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撰《荣禄与戊戌变法》一文，对学术界沿袭康梁所下评论，认为荣禄始终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角色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考察荣禄的片奏、函电、文牍以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具体阐述了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的变法思想和举措，以及政变以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枢垣，竭力消除政变造成的消极影响，保护陈宝箴、徐致靖、王文韶等著名维新人士，维持大局，并继续主张为图强御侮而实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荣禄看作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人物。作者指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政变前，他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救弊入手，其核心部分在军事方面；政变以后，他也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中国必须变法，但一定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李勇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撰文指出，儒佛会通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为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仅避免了过激的西化立场，而且为中国文化进一步消化、融合西方文化赢得了时间。儒佛会通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初步转换，援佛入儒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援儒入拂促成了人间佛教的形成。
杜书赢在《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撰文指出，新时期文艺学同本世纪初的文艺学有着许多相似处。这二十年，在文艺学的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文章就“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和对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吸收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指出：文艺学已进入到一个对话的时代。
裴传永在《理论学刊》1998年第3期撰文指出，曹操生活于儒学业已经学化、谶讳化的汉末三国之际，面对的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其思想兼综百家的特点。曹操的思想是一个儒、法、墨等学说的混合体，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干。曹操的政治理想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曹操的用人本质上是儒家做派；曹操的礼刑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主张礼为主，刑为辅；曹操的为政举措体现了儒家行仁政和兴教厉俗主张的基本精神；曹操的道德伦理观亦属儒家。
孙以昭教授在《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撰文，从历史和文字学的角度论证与考释了孔子“思无邪”的原意，认为“思无邪”之“思”为语辞，而“无邪”还是《诗·鲁颂·马同》的“无边”之义，“思无邪”应是指《诗经》内容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意思。而把论《诗经》内容的丰富之意附会成孔子的论诗标准，实在是一种尊孔心态的扭曲与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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